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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对“僵尸企业”尽快出清；对有发展前景的“危困企业”“输氧”“供血”；严格区分“失信”与“失能”、失信惩戒分级分类……近年来，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中的这些“关键词”受到社会关注。面对当事人实现胜诉权益的诉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有哪些有力举措，成效如何？近日，《法治日报》记者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人民法院以实际行动促推信用经济、法治经济建设。”刘贵祥说，2025年，人民法院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执行体制改革、执行机制创新，多措并举提升执行工作质效。提高执行能力和执行管理水平“2025年，人民法院不断巩固深化独具中国特色的以现代信息科技为支撑的财产查控变现模式、失信惩戒机制、执行管理系统等。”采访中，刘贵祥从制度供给角度，介绍了切实提高执行能力和执行管理水平的相关举措。刘贵祥说，人民法院不断规范执行行为，主动接受监督，完善执行权运行约束监督机制，着力祛除执行领域的顽瘴痼疾，切实落实公正文明执行、清正廉洁执行。以依法推动交叉执行为牵引，着力消除地方保护、消极执行、拖延执行，攻坚重大疑难复杂的“骨头案”。“人民法院不断完善立审执协调机制，并推动矛盾纠纷执前化解。”刘贵祥说，人民法院不断向内“挖掘潜能”形成解决执行难工作合力。2025年，最高法在以往出台立审执协调运行规范文件的基础上，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立审执协调配合推动矛盾纠纷执前化解的工作指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判工作中促进提质增效推动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的指导意见》等，既强化审执分离，发挥好立审执各环节的独立功能，又注重各环节相互衔接，有效形成合力。在立案调解环节，人民法院在坚持有案必立的基础上，坚持把非诉解纷机制挺在前面，鼓励、引导调解协议的即时履行，实质化解纠纷。加强诉讼和执行风险提示，引导并规范诉前诉中财产保全，防止债务人逃废债务。在审判环节，人民法院树牢裁判“既解法结又解心结”理念，加强裁判文书说理和判后答疑，提高裁判文书自动履行率。不断提高裁判文书质量，提高裁判文书主文的明确性、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减少执行争议。建立“谁审理，谁负责督促履行”工作机制，引导、督促当事人及时履行等。在执行环节，人民法院全面推进交叉执行工作，推动关联案件检索，统筹关联诉讼与执行和解、统筹“三角债”的一体解决。创建“执行建议”制度，从执行看审判，促进审判质量提高。刘贵祥说，通过一系列措施，2025年，民事裁判自动履行率达到61.01%，同比增长2.7%；执行到位金额约2.2万亿元，连续3年超过2万亿元；执行到位率、执行完毕率连续3年均每年增长近8%。精准实施失信惩戒与信用修复最高法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新纳入失信名单233.98万人次，同时有266.96万人次通过信用修复回归市场。“信用惩戒不是目的，实现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促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才是根本。”刘贵祥说，人民法院积极推进失信惩戒精准化与信用修复常态化，既让规避执行、抗拒执行的“失信”被执行人得到应有惩处，又让诚实而不幸的“失能”被执行人有机会及时回归市场。人民法院依法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的信心和决心不动摇，将持续保持对规避执行、逃避执行、抗拒执行等各类失信行为的高压打击态势——2025年，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严厉打击恶意规避执行、逃避执行的拒执行为。与此同时，人民法院分级分类失信惩戒机制更加完善、更加精准，信用修复机制更加畅通——在具体案件办理过程中，人民法院精准区分“失信”与“失能”，严格依法适用失信惩戒措施，严禁将确无履行能力的被执行人纳入失信名单。坚持“过罚相当”原则，将失信行为分为轻微、一般、严重三个等级，根据具体情况对被执行人给予不同程度的失信惩戒措施，提升精准性，把惩戒措施聚焦到严重的规避、逃避、抗拒执行行为上。对一时困难但有意愿、有潜力偿债的债务人，给予失信惩戒宽限期，或者暂缓采取信用惩戒措施，在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前提下，帮助债务人脱困重生。健全完善信用修复机制，对主动纠正失信行为的债务人，及时删除失信信息并及时推送给相关部门。失信信息被删除后，被执行人请求法院提供信用修复证明的，及时出具相关证明，消除负面影响。刘贵祥说，纳入失信名单必然会限制高消费，但限制高消费并不一定就是具有失信行为。限制高消费的目的是防止被执行人因高消费减少责任财产、影响偿债能力。被执行人未偿还债务，却进行必要生产、生活之外的高消费，当然是不应被允许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限制高消费的具体情形也需进一步研究论证、修改完善，使其更加符合客观实际。释放执行和破产制度叠加效能实践中，一些执行案件面对的是无财产、无账册、无人员的“僵尸企业”，它们既挤占司法资源，更浪费市场资源。这类案件也被称为“执行不能”案件。刘贵祥说，对这类“僵尸企业”，尤其是多次被裁定终本的企业，人民法院应优先通过破产程序对企业财产再次全面检索调查后迅速予以出清，释放被查封冻结的要素资源。司法审判数据显示，两年多来，人民法院通过执行程序移送破产案件4万余件，1万余家“僵尸企业”实现出清。“执行与破产具有天然的制度关联，都是债权实现的法定程序，区别在于执行程序侧重于实现个别债权人的债权，而破产程序旨在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进行概括性清理和分配，实现全体债权人的公平受偿。”刘贵祥说，对于一些仍在生产经营、有发展前景的危困企业，执行法官应主动甄别被执行企业挽救价值，强化“早移送、早救治”，避免在单个执行程序中直接处置其核心资产，导致其丧失重整挽救的可能。“‘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推动司法判决执行与破产制度有机衔接，依法有效盘活被查封冻结财产’，人民法院将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刘贵祥说，下一步，最高法要尽快推动出台执破衔接指导意见，释放执行和破产两项制度的叠加效能，推动危困企业“治得早、救得活”，“僵尸企业”“移得出、破得快”，促推市场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精准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为持续优化公平、可预期的网络营商环境，引导广大市场主体诚信、合规经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不久前公布了八起网络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有两起案件剑指商业诋毁行为，受到广泛关注。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商业信誉、商品声誉（以下简称商誉）可谓是经营者的立身之本与发展之基，更是经营者重要的无形资产。良好的商誉能促进更多资源向企业集中，让企业收获更多消费者和合作伙伴。然而，部分经营者为了排挤竞争对手，借网络空间发布信息的便利性，肆意实施商业诋毁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导致相关经营者的商誉受到严重影响，降低了竞争优势，而且扰乱市场秩序，影响消费者作出正确的消费选择，必须依法严格规制。例如在典型案例五中，涉事公司就是利用网络信息的裂变传播能力，在网络平台发布某宠物店的负面信息，推广自家猫舍业务，却不能提供任何有效证据佐证相关言论。这种以低成本高危害的“软暴力”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的行为，直接侵害了竞争对手的商誉。最终，有关方面责令涉事公司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并处罚款15万元。如果说不良商家利用网络平台发布信息诋毁他人的行为，已让合规商家疲于应对，那么经营者利用电商平台的维权渠道实施商业诋毁的情形，则更令合规商家防不胜防。如在案例六中，当事人通过“委托第三方—伪造证据—虚假投诉”的链条化操作，在电商平台向同行业竞争者发起恶意投诉27条，涉及23家经营店铺。受相关恶意投诉影响，有店铺被平台实施了假货违约金、商品删除、账户冻结、店铺屏蔽、清退闭店等多项处罚，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干扰。这种将合法维权手段异化为排挤其他经营者、维持自身优势的不正当竞争工具的做法，背离了电商平台构建维权机制的初衷，不仅直接损害了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还干扰了电商平台管理机制的正常运行。最终，有关部门责令当事人停止违法行为，并处罚款20万元，有力维护了市场秩序。这两起案件是监管部门依法严惩商业诋毁等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生动缩影，对不法者和潜在违法者起到了强有力的震慑作用，也为全社会敲响了警钟。首先，广大经营者需时刻谨记，在市场竞争中，要尊重商业道德，遵守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为避免陷入不正当竞争纠纷的漩涡，经营者在发布评论、发起投诉维权时，不得使用主观、贬损性言辞，严禁恶意诋毁竞争者。此外，经营者应当建立内部审核机制，确保所有陈述都合法合规、有据可查。如果自己成为商业诋毁的受害者，要注意及时固定证据，并积极维权。其次，平台作为网络信息服务提供者，应进一步压实自身主体责任。一方面，要把好入口关，对网络信息内容履行合理审核义务，防止明显虚假、恶意诋毁信息进入传播链条，并运用数据分析等手段对热度异常、集中转评等风险信号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谣言或抹黑苗头，及时限流、下架；另一方面，在收到投诉举报或监管提示后，迅速核验清理，并通过标注、澄清等方式及时纠偏。最后，面对商业诋毁跨平台传播、链条化运作的新特点，市场监管部门需要加强与公安、网信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的沟通协作，健全信息共享、线索通报机制。通过多部门联动，实现对恶意造谣、组织化抹黑行为的精准打击，切实提升商业诋毁的治理效能。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公平竞争是市场规律的内在要求，更是数字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支撑，无论是恶意造谣抹黑、虚假投诉举报，还是其他各类扰乱市场秩序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本质上都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和对消费者及其他经营者合法权益的侵害。唯有经营者守法自律、平台守土尽责、消费者积极监督、有关部门从严整治，多方协同、同向发力，才能有效净化市场竞争环境，让各类不正当竞争行为无处遁形，让守信者安心经营、大胆发展，让网络空间成为公平竞争、激励诚信、滋养创新的沃土，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凝聚正向力量。（作者：吴太轩，广西大学法学院教授） 

服务消费具有消费频次高、乘数效应强、增长可持续等特点，在扩大内需、增进民生福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从激发重点领域发展活力、培育潜力领域发展动能、加强支持保障等3方面提出12条政策举措，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聚焦重要场景多点发力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4.5%，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46.1%。为优化和扩大服务供给，《方案》聚焦重要消费场景提出了多项举措。比如，在家政服务方面，《方案》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服务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服务；在网络视听服务方面，《方案》提出健全支持政策体系，促进超高清视频、微短剧等网络视听服务市场有序竞争、创新发展；在体育赛事服务方面，《方案》提出打造一批知名精品赛事、职业联赛、体育竞赛表演、青少年体育赛事、老年体育赛事、乡村文体赛事品牌……中信建投社会服务与商贸零售行业首席分析师刘乐文注意到，《方案》中还有“制定出台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的专项支持政策”“加快车站、列车旅游化改造”“开发沉浸式、多元化邮轮消费产品”等举措，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输服务有效供给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刘乐文认为，这有利于为促进服务消费提供交通支撑保障。“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服务消费增速持续高于商品消费，尤其是在文化、旅游、健康、教育等领域表现明显。这不仅有效提升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推动了产业升级和就业扩容。《方案》聚焦服务领域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多点发力，将促进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对本报记者说。增强服务供给体系韧性从全年开行旅游列车同比增长33.6%，到“苏超”“浙BA”等地域特色赛事火爆出圈，再到电影《哪吒2》票房实现历史性突破……2025年服务消费市场繁荣，离不开优质的服务供给。洪勇认为，《方案》围绕交通、家政、网络视听、旅居、汽车后市场、入境消费等服务消费重点领域精准施策，能够有效增强服务供给体系的韧性与创新活力，为形成多元丰富的消费市场提供制度与资源保障，进而推动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深度融合与优化。“结合具体举措看，《方案》从铁路旅游、演艺赛事、餐饮旅居等具体消费场景发力，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有利于发挥服务消费覆盖面广、产业关联度高的特点，形成‘以点带面’的效果。同时，《方案》还十分注重消费场景创新和供给结构升级，鼓励发展沉浸式、体验式服务，激发居民多样化、个性化消费需求，最终推动消费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浙江财经大学副研究员金暄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积极增强服务供给体系韧性，将对扩内需、促就业、稳增长形成重要支撑。此前，商务部副部长鄢东谈及服务消费时表示，将发挥促进服务消费发展工作协调机制作用，持续推动扩大服务消费、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比如，深化云计算、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开放试点，引导外资投向服务消费领域，丰富高质量、多元化的服务供给；结合举办服务消费季、中华美食荟等重点促消费活动，指导地方打造“旅游+”“美食+”“体育+”“IP+”等融合消费场景，为人们带来更多元、更精彩、更便捷的消费体验。提升经济运行内生动力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4%，比上年上升3.7个百分点；服务业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0个百分点，比上年上升0.1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7.7%，比上年上升0.9个百分点……2025年，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取得积极成效。分析人士认为，促进服务消费是一项长期系统工程。《方案》从长远处着眼、细节处入手，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促进服务消费发展，有利于提升经济运行内生动力。洪勇说，为了更好促进《方案》落地见效，未来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居民收入预期和消费能力、完善服务消费信用与安全标准体系、打造更具活力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和带薪休假等制度安排，切实释放居民服务消费潜力。“在推动《方案》落地见效的过程中，有关各方要着力推动服务价格合理调整与透明化，加快数字技术在服务领域的应用推广，持续形成政策合力、夯实内需增长动力，促进服务业更好实现‘供需良性循环’的高质量增长。”洪勇说。“地方政府要结合资源禀赋和消费基础细化实施方案，强化要素保障和制度供给；市场经营主体应加快内容创新和服务品质提升，推动‘服务+科技’‘服务+文旅’‘服务+康养’等融合发展；金融机构也要创新金融支持方式，综合运用信贷、债券、基金等多元化投融资工具，加大对中小服务企业和消费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促进服务消费与金融体系良性互动。”金暄暄说。

2月3日，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发布，其中明确提出“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电商平台下沉赋能，规范农产品直播带货”。记者翻阅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发现2022年提到“促进农副产品直播带货规范健康发展”，时隔四年，文件再次写入规范农产品直播带货，释放了哪些信号？新京报记者邀请到中国农业大学吕建军教授进行权威解读。　农产品直播带货实现“产地直发”，将利润留在了农村近年来，农产品直播带货行业发展势头迅猛，众多主播依托直播形式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但行业发展过程中，带货“翻车”事件屡有发生，东北雨姐红薯粉虚假宣传等典型案例更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这也对农产品直播带货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规范农产品直播带货”。吕建军认为，文件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农产品直播带货在经历了野蛮生长的“上半场”后，亟须进入规范发展的“下半场”。这一政策精准切中了当前农村电商发展的要害——规范不是为了限制，而是为了实现从“流量经济”向“信用经济”的质变。近年来，农产品直播带货流通模式快速发展。直播带货实现了“产地直发”，省去了中间环节，让农民直接对接全国大市场。更重要的是，它将利润留在了农村，为农民增收提供了新路径。直播通过可视化展示果园环境、采摘过程、农事记录等，创造了强场景感和即时互动性，这是农产品电商区别于工业品的核心优势。“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数据成了新农资”生动概括了直播带货对农业的深刻改变。直播带货通过内容营销打造爆款，也带动了整个区域公用品牌的崛起，如丹东草莓、赣南脐橙、隰县玉露香梨等，形成了“一个好产品带动一大片产业”的良性循环。一次失败的“爆单”，可能毁掉一个地方的农业生态在快速爆发中，农产品直播带货暴露出许多问题，比如，直播带货常以“低价”来吸引顾客，为了满足低价，生产者被迫在种养殖环节压缩成本、在分选环节降低标准，长期来看将损害整个产区的品种结构和生产标准，陷入“劣币驱逐良币”的困境。如果不加规范，不仅会透支消费者信任，最终将损害农民利益。吕建军表示，直播带来的瞬时、海量、不可预测的订单，很多产区的仓储、分拣、物流能力跟不上，冲击着脆弱的农业生态，导致“灾难式”履约崩溃——发货延迟、包装混乱、售后瘫痪，生产无所适从。一次失败的“爆单”，甚至可能直接毁掉一个地方多年形成的农业生态。目前，许多直播带货模式，大部分利润常被大主播和机构赚走，农民实际到手收入有限。更严峻的是，假冒、劣质产品也借着低价混入市场，迅速稀释和污名化地域品牌资产，阻断整个产区的产业升级之路。另外，一些主播利用“卖惨”“编故事”来博同情，套路式营销将复杂的农业产销问题简化为情感煽动。许多主播并非扎根产地的“新农人”，而是“流量猎人”，其“助农”行为是一次性收割。这种短期行为严重透支社会对“助农”事业的真诚和信任，一旦消费者意识到被利用，可能对整个农产品线上渠道产生质疑。“当前部分乱象的本质，是商业追求流量的快节奏与农业需要耐心、重品质的慢节奏之间的冲突，背离了互联网与农业协同发展的初心。”吕建军表示，农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慢产业，经不起互联网快节奏、唯流量论的反复折腾。建立规则、筑牢根基，才能让直播带货从短暂的“流量盛宴”，转变为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持久“数字引擎”。用平台数据反向指导生产，扶持“产地自己人”直播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规范”，是为了让电商适应农业特点，而不是让农业去迎合流量游戏规则。吕建军提出，建立清晰的产品分级与展示标准。农产品不像工业品那样整齐划一，“非标品标准化”是破解“非标”困境、建立市场规范的根本途径，可从以下三方面推进：一是建立分级销售标准，依据品质将农产品分为不同等级，避免混杂销售导致品质参差；二是在产地就把好质量关，在田间地头设立产地仓，在发货前完成糖度检测、大小分拣等工序，确保产品“所见即所得”；三是推动标准明示，直播间应公示产品所依据的权威等级标准，如绿色认证、有机认证等，引导消费者为明确的标准和品质付费，而非仅为情绪和低价买单。吕建军提出，建设以产地为核心的可追溯体系与信用体系。政府应牵头，联合龙头企业、合作社，建立产区统一的数字化追溯与信用管理平台。为每个生产单元建立“数字档案”，其生产合规性、过往出货质量、合约履行情况形成信用积分。直播间关联至该信用体系，让“信用”成为产区、合作社、农户最重要的数字资产，实现优质优价的正向循环。同时，构建直播带货农产品追溯体系。平台应强制推行“一品一码”农产品追溯体系，消费者扫追溯码即可查看生产者信息等详细信息，进一步强化透明度和可信度。关于农产品直播带货的规范发展，离不开平台与主播的双重监管，对此，吕建军提出多项针对性建议。他提出，强化平台责任，调整流量推荐机制，多推荐口碑好、复购率高的直播间，而不是只推低价和猎奇内容。明确平台连带责任，要求平台对售假、严重货不对板的主播承担相应责任，以此倒逼其加强审核与管理；用平台数据反向指导生产，利用平台消费数据分析能力，比如告诉农户市场喜欢什么规格、什么包装，帮助农户更精准地种植和销售。扶持“产地自己人”来直播，鼓励真正的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自己开直播，培养本地主播。政策和资源向那些愿意长期维护地方品牌、遵守生产规范、让利润留在产地的群体倾斜，让电商真正为乡村和农业服务。

信用监管是市场监管的基础性工具，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对企业来说，信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也是消费者购买产品的重要依据。2月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邓志勇表示，2026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持续深化信用监管改革，不断提升监管的精准性和有效性，积极拓展信用应用场景，促进信用要素向优质企业集聚，让“知信”“守信”“用信”成为各类经营主体的坚定共识。让“无形信用”转化为服务发展的“有形动能”2025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积极发挥信用在提高监管效能、优化要素配置等方面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数据共享、精准监管、服务优化和预期引导，让“无形信用”转化为服务发展的“有形动能”。一是用好信用数据。着力打破信息孤岛，全面提升信用数据质量。截至2025年底，累计归集经营主体各类信用信息154.6亿条，实现跨部门共享数据122.7亿条，通过制定实施《企业信用数据项要求》等国家标准，既精准勾勒企业的信用画像，也促进信用数据在金融信贷、政务服务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信用风险分类监管。对全国6400多万户企业实施了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实现对高风险企业问题发现率超过85%，对低风险企业则“无事不扰”。同时，将1.49万户严重失信企业列入“黑名单”，通过年报数据分析识别治理大型企业拖欠账款问题，做到宽严相济、靶向施策。三是优化信用服务。深入实施信用提升三年行动，推出“年报服务月”“信用修复服务年”等活动。截至2025年底，累计为4579万户经营主体修复信用，指导1800多万户经营主体合规经营，这种“寓服务于监管”的模式，增强了经营主体的获得感，有效激发了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四是发挥信用导向作用。信用水平是反映宏观经济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持续推进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建设，形成了6大类、19项创新试点成果，编制发布中国企业信用指数，2025年该指数达到162.66，较2024增加3.89，印证了我国企业整体信用水平提升，也反映出经济强劲的内生动力。持续推进涉企乱收费治理治理涉企乱收费事关企业活力充分释放、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事关高质量发展全局推进。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局局长姚雷认为，当前，涉企乱收费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制度性的障碍仍需破解。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标本兼治，通过交叉互查、重点核查、下沉检查，持续推进涉企乱收费治理，让企业轻装上阵、安心发展。姚雷表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坚持常态化、长效化推进涉企乱收费治理，取得了积极成效。在常态化监管上，重点抓好三件事：一是重拳出击查案件。2025年，立案查处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机构、网络平台、行业协会商会以及交通物流等领域违规收费案件5918件，罚没3.47亿元，退还企业13.5亿元。二是规范机制促透明。修订《商业银行收费行为执法指南》，落实小微企业优惠减免政策，对商业银行银团贷款、贷款承诺、融资顾问等收费问题提出明确要求，组织商业银行开展自查自纠工作。指导货运平台、网约车平台退还不合理收费，切实减轻司机负担。三是智慧监测保权益。推进涉企收费监测信息化，将5200余家企业纳入价格监测与竞争执法信息系统，线上收集数据2400余条，实时监测企业遇到的各种乱收费问题，及时纠治乱收费行为，有力加强企业合法权益保护。姚雷说，在长效化治理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做好三项工作：一是落实收费清单制度。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指导各地各部门建立了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实现涉企收费项目全覆盖。严查清单之外收费行为，让企业缴费有章可循。二是推进政策评估审核。对存量收费政策全面清理，对新出台政策严格审核，从源头防范乱收费。三是加快长效监管制度建设。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出台《涉企收费违法违规行为处理办法》，明确罚则，加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平台经济生态治理取得了重要进展我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直播电商、外卖等新业态极大便利了百姓生活，但也存在一些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非理性竞争等问题。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司长朱剑桥分析，平台经济作为社会经济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2025年，我国市场监管部门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突出问题导向，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平台经济生态治理取得了重要进展。一是重点整治平台规则和收费突出问题。聚焦平台经济领域突出问题，部署开展了约谈整改和排查整治，有力纠治“仅退款”“强制运费险”“全网最低价”等规则滥用、规则制定不合理以及执行不透明等问题，有效遏制平台乱收费、乱罚款等现象，切实保护中小商家和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联合国家网信办发布《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出台了《网络交易平台收费行为合规指南》，制定《关于推动网络交易平台企业落实合规管理主体责任的指导意见》，着力健全平台经济监管的长效机制。二是重拳打击直播电商乱象。针对假冒伪劣、虚假营销等直播电商突出问题部署开展了专项整治，依法查处成都快购科技有限公司违法案件，同时指导地方依法查处“太原老葛”“大LOGO”等头部主播虚假宣传的典型案件，集中发布了四批30件直播电商领域的典型案例。联合国家网信办发布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进一步强化直播电商的常态化监管。三是着力规范外卖平台非理性竞争。针对2025年以来外卖行业出现的“口水仗”“补贴战”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问题，对主要外卖平台企业加强调研指导，及时开展行政约谈、划出监管红线，推动外卖平台规范促销、理性竞争、守法经营。发布实施《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国家标准，来帮助平台优化管理、提升服务，促进多方共赢发展。朱剑桥表示，下一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继续从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健全监管制度机制、强化监管执法约束、加快智慧能力建设等方面来完善平台经济监管，统筹运用挂牌督办、提级管辖、指定管辖等机制手段，组织查办并曝光一批网络交易典型案件，进一步规范网络交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平台经济在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大作用。

美好的事业，值得用心守护。让每一次善举都清澈透明，必能为社会文明添砖加瓦，让生活更有温度、更具希望志愿服务犹如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他人也温暖社会，用点滴善举传递真善美、汇聚正能量，是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近期，中央社会工作部公布了志愿服务领域7个突出问题典型案例，涉及售卖虚假志愿服务时长、以志愿服务名义为营利性活动引流等乱象。公开曝光，不只是对歪风邪气的当头棒喝，更彰显推动新时代志愿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决心。志愿服务的本质是超越物质回报的利他行为，旨在促进公共福祉而非个人利益，传递奉献、互助的精神力量，塑造温暖向上的社会文化。虚假时长、逐利变现等问题，扭曲了志愿服务无偿、诚信等原则，让宝贵的志愿资源流入投机者手中。乱象若不遏制，必然导致参与者流失、全社会质疑，最终损害整个志愿服务生态。纠治志愿服务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光要纠偏乱象，更要抚平负面影响。用公开典型案例的方式加强警示教育，既能震慑那些动歪心思的人，更能增进公众的信任。通过主动曝光、强化整改，让全社会看见行动、看见实效，方能守住这份事业的美好底色。健全的制度，是志愿服务行稳致远的“安全带”。“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发展志愿服务，加强志愿服务组织管理。”志愿服务涉及多方主体、多个环节。建立健全志愿者注册、志愿服务队伍备案审核、活动发布及审核、投诉处理、志愿服务证明开具等制度，才能实现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治理，让服务的每一步都公正规范。让志愿服务在阳光下运行，职能部门的担当必不可少。河南以党建为引领，推动“社工蓝”与“志愿红”深度融合，走出了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新路子；陕西打造“志愿三秦”特色品牌，把志愿服务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让规范发展有了坚实支撑。从紧盯网络平台巡查、严查营利性引流，到严把组织登记、资金使用等关键关口，只要把监管责任落到实处，违法违规行为就没有可乘之机。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畅通监督渠道，是志愿服务保持健康发展态势所必需。志愿服务的乱象往往藏得深、跨平台扩散，单靠传统监管难以全覆盖。这就需要创新监督方式，借助技术赋能织密监督网络，打通线上线下、贯穿事前事中事后，把每一次服务都置于监督的目光之下。同时，也要激活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的力量，鼓励人人当“监督员”，让歪风邪气无处藏身。美好的事业，值得用心守护。让每一次善举都清澈透明，必能为社会文明添砖加瓦，让生活更有温度、更具希望。